最近日本梅毒的话题又引起不少讨论。
有人看到日本2023年后报告病例已经下降，认为所谓“梅毒暴发”并不合适；也有人看到日本各地直到2026年仍在使用“急增”、“流行中”、“感染扩大”等说法，认为疫情仍在继续。还有人觉得，中国报告的梅毒病例和报告率都比日本高，既然中国感染人数更多，就不能把日本称作“暴发”。
这些说法其实并不矛盾。
“暴发”说的是病例相对于原有水平，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增加；“病例更多”说的是一个国家当前的疾病负担。
梅毒疫情处在什么状态，既要看现在有多少病例，也要看它从什么水平涨起来、用了多长时间，以及不同地区是不是同时达到高峰。比较中国、日本和全球过去二十多年的变化，会看到三条很不一样的曲线。
一、中国梅毒真正快速上升，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
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中国经过大规模防治，梅毒报告病例一度降到每年数百例，部分年份甚至接近于零，当时普遍认为梅毒已经基本被消灭。
1999年，全国报告梅毒80406例，报告发病率6.50/10万；到2009年，病例已经增加到327433例，报告发病率达到24.66/10万。十年间，报告发病率平均每年增长14.3%。当时卫生部门对这段变化的描述就是“近10年传播明显加剧”“流行呈现快速上升趋势”。[1]
媒体的措辞则是“死灰复燃”、“发病率迅速攀升”，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时，同样使用了“急增”。
中日报道举例
如果按照日常传播语境理解，把2000年代中国经历的这段快速扩张称作一轮梅毒疫情暴发，并没有偏离当时的实际趋势。
此后二十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中国梅毒没有重新回到1990年代的低水平，而是在较高水平上持续存在。2024年，全国报告梅毒572092例，报告发病率达到40.64/10万。
今天讨论中国梅毒，更合适的词是“长期高负担”。病例很多，不一定意味着疫情正在经历新一轮暴发。
二、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
日本目前这一轮梅毒流行的基线低得多。
2000年至2012年，日本全国每年报告梅毒大约500至900例。此后病例开始明显增加：2013年1228例，2015年2690例，2016年4575例，2017年5826例，2018年达到7002例。[2]
所以，如果严格寻找日本这一轮梅毒重新上升的全国起点，日本厚生劳动省认为：日本梅毒报告数“大约从2011年开始再次呈增加趋势”。[3]
2017年仍然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时间节点。到了这一阶段，日本很多地区已经进入明显的快速增长期，一些地方后来一直把本地疫情追溯到这一阶段。例如熊本县目前仍将当地变化描述为“2017年以来急增”。
熊本县的报告：H29就是2017年
随后日本经历了一次短暂下降。
2019年至2020年，全国病例减少，2021年之后又突然明显加速。2021年接近8000例，2022年超过1.3万例，2023年超过1.5万例。厚生劳动省现在对这一段使用的原话就是“2021年以后大幅增加”，并认为处于需要警惕的状态。[3]
从传播学意义上，把2021年至2023年称作日本一轮梅毒疫情暴发，是说得通的。它从相对较低的基线出发，在很短时间里接近翻倍，并连续刷新现行监测制度下的纪录。
日本全国的高点目前出现在2023年。2024年下降到约1.48万例，2025年继续回落。因此，今天再说“日本全国梅毒仍在爆发式增长”，已经和全国曲线不符。
但全国下降以后，一些地方还没有同步下降。
比如，熊本县的梅毒报告数在2024年达到当地最高水平；福冈县、冲绳县等地在2022年以后仍出现明显增加，部分地区直到2025年仍在使用“急增”、“感染扩大”等表述。熊本县、、富山县、福冈县、冲绳县等地方疫情仍然可能处在快速扩张阶段。
富山县2025年创1999年来最高
所以2025年可以成为部分地方疫情的节点，可以说处于疫情的暴发阶段。
三、中国病例更多，日本为什么仍然可以谈“暴发”？
讨论这一点，不能看绝对病例数和当前发病率。因为“谁更严重”和“谁正在暴发”，本来就是两个问题。
中国现在的特点是基线已经很高，而且维持了很多年，2024年的梅毒报告发病率约为40.64/10万，说明的是中国目前疾病负担很重。
日本的特点则是原来的基线较低，十多年间逐渐抬升，2021年以后又出现了一次非常陡的加速，从每年几百例发展到每年1万多例，2023年全国达到历史高位时，粗略折算约为12/10万，属于疫情扩张阶段。
还需要指出的是：中国和日本虽然都实行梅毒病例报告，也都包括符合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，但诊断标准、筛查方式、病例去重、再次感染的处理以及医疗机构检测覆盖都存在差异。
因此，两国报告病例数和报告率可以帮助观察数量级和趋势，不能直接换算成两国居民真实感染风险的精确倍数。
四、梅毒重新增加，具有全球背景
过去十余年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梅毒重新增加。
世界卫生组织估算，2020年全球15至49岁人群新发梅毒感染约710万例，到2022年已经增加到约800万例。增长最明显的地区包括美洲和非洲。[4]
2024年，欧盟和欧洲经济区29个国家共报告45577例梅毒。与2015年相比，报告率已经增加超过一倍，达到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。[5]
欧洲早期的增长主要集中在男男性行为人群，2021年以来，异性恋男性和女性中的报告病例也持续增加。[5]
过去十余年，梅毒在全球多个地区重新回升，目前部分国家已经见顶或开始下降，但全球疾病负担仍然很高。
五、为什么很多国家会在相近时期出现梅毒回升？
梅毒重新流行没有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国家的单一原因。
过去十几年，人与人建立性关系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智能手机、社交平台和约会软件降低了陌生人建立联系的门槛，新的性伴侣可以更快进入原本互不相连的社交网络。
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数据中，约会软件使用率较高的地区，梅毒报告率也更高。[2]因为这类社交行为，会影响性伴侣数量、伴侣更换速度、安全套使用、检测频率。
梅毒本身也很适合“悄悄传播”。
很多感染者没有明显症状，或者早期皮疹、溃疡自行消失后没有继续就医。日本厚生劳动省也专门提醒，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在自己不知道感染的情况下继续传播。[3]
并且安全套无法完全防御，哪怕完全正确佩戴，仍可能被感染。
这意味着梅毒控制高度依赖主动检测和控制性伴侣数量以及性行为。检测覆盖不足、性伴侣没有同步检查和治疗、孕期筛查或后续治疗出现缺口，都可能扩散疫情。
进而带来另一个后果：先天梅毒增加。
2022年，全球约有110万名孕妇感染梅毒，由此造成超过39万例不良妊娠结局。[4]
六、看梅毒疫情，不能只关注“有多少人感染”
中国、日本现在所处的位置并不相同。
中国面对的是持续多年的高疾病负担，应对重点应转向长期控制：
继续扩大基层和重点人群筛查，尤其加强孕产妇、性病门诊患者及有较高暴露风险人群的检测；
提高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率，推动性伴侣通知、同步检测和规范治疗；
同时把先天梅毒防控作为评价防治成效的重要指标。
对中国来说，关键是逐步切断已存在于较大人群中的传播链，减少漏诊、延迟治疗和再次感染。
日本从原本较低的水平开始重新上升，是疫情起步阶段。应对重点则是
尽快阻断局部扩散，避免地方性增长重新汇合成全国性上升：应根据都道府县和城市的疫情差异，及时开展针对性的检测和风险沟通，扩大皮肤科、泌尿科、妇产科、性健康门诊以及匿名检测点之间的转诊和报告协作；
同时加强对无症状感染、异性传播和孕期感染的识别，不能只把防控资源集中在过去最常见的传播人群。
日本还需要区分全国病例下降与地方疫情仍在扩大的情况，持续监测重点地区，防止因全国数字回落而过早撤回防控措施。
所以看到“日本梅毒暴发”或者“中国梅毒病例更多”时，两个数字都是真的，却回答着完全不同的问题。
理解其中差异，中国、日本和全球这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数据，就能放到同一张图里理解了。
参考文献
[1]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. 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（2010—2020年）. 2010.
[2] Suzuki Y, Kosaka M, Yamamoto K, et al. Association between Syphilis Incidence and Dating App Use in Japan. JMA J. 2020;3(2):109-117. doi:10.31662/jmaj.2019-0033.
[3] Ministry of Health, Labour and Welfare, Japan. 梅毒. 厚生労働省. Accessed September 11, 2026.
[4]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.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: strategic information. Updated adult and congenital syphilis estimates, 2016-2022. WHO.
[5]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. Syphilis. Annual Epidemiological Report for 2024. Stockholm: ECDC; 202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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